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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北孝歌产生的经济基础分析
2017-10-15
 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,明清时期,大量居民从北(湖南等)东(全州等)南(兴安等)三面迁入资源,唯独西面(龙胜县等苗瑶聚居地区)很少有人迁入。大量外地人的迁入,一方面促进了资源山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,带来了外部平原的先进文化,但同时也加剧了外来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尤其是苗蛮文化的冲突,最终形成了资源杂糕苗楚,间有南越的本地文化特征。总之,外来民众的迁居大大促进了资源山地的经济文化发展,故《西延轶志》在《舆地上》和《杂记》两篇中分别提到了当时或由于佛教兴起或由于战争等原因,外地居民不断开始迁入资源山地的情况:
    “旧隶扶彝苗地,唐会昌中,寿佛驻锡于宝鼎,朝拜者因而家焉,及黄巢五季之乱,复多避兵于此,民苗杂处,推强有力为酋长土司,犹荒檄也,考版籍自宋始。”
    “明成化以前,西延屡有苗患,居民逃徙无常,宏治后,稍稍安集,然户口稀少,我朝治化洋溢,人乐太平,生齿日繁,较诸明时己经数十倍之,可称殷实之区矣。”
    “西延七里,分四乡,湖南客籍居十之三,近时人烟稠密,到处开垦成田,即深山穷谷无人迹不到之处矣。”
    本土文学活动的兴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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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“治化”和“殷实”不仅体现在大量的人口繁殖和土地开发,也体现在资源本地教育文化的发展和文学活动的兴盛。
    学校和科考在本地的兴起
    《西延轶志·学校》载:
    明隆庆以后,苗氛既息,士知读书,州守方流以考例请于朝,万历二年额设生员二名,三年增广四名,上下两都咸喜,州城举人谭世美、周应璧忌之。万历六年,奉旨度田,二人喜曰:‘此时可施计也。’怂恿全州知州肖奇熊加立条编新税、商税等项,民诣州请免,不得。谭周二人复煽言曰:‘汝西延所加之税皆考试人自愿之也’。无识,信以为真,纠同恶少莫玉泉、程允举、康鼎三、李朝真、赵贵楠、莫学坷、龙文相、蒋得仁诉于吴抚军委巡道抚恤,姑免加派且停考试。乃止。
    明代中期以后,生员的考试,由专设的提学院道官员负责。在每个州县一般都根据人口的多少额定一定数量的生员,由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至崇祯末年(1644年),全州迭遭兵焚,典籍散佚,户口无考。所额设生员数也无从考。但根据之前万历十年(1582年)的数据,当时全县为15181户,58127人。参照对比当时四川这个地方的标准,万历年间提学道郭子章专门核定府取之额:大州县一百二十名,中者九十名,小者五六十名。当时广西(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八月,韩观奏请将全州改隶广西桂林府。)整体尚南蛮边隅之地,开发程度及人口远不及四川,对比四川来看,全州不过是一个小县,即生员只有五六十名左右,西延在当时更属全州之一偏远属地,人口稀少,但在当时却额设生员二名,第二又增至四名,这种人均标准偏上的情况虽让西延地区的“上下两都咸喜”,却自然会引起别处人们的忌恨了。西延出乎意料多的生名名额数量,一方面可能说明了当地士人的才气不可小觑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地在经过一定的开发以后,教育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,乃至引起了当时的上级—全州士人的忌妒,并横加阻挠。但是,一地的文化发展又岂是一两个小肚之人所能阻断的呢?虽然当地因为这一事件等原因在很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举行,但许多有才志的本地文人还有想方设法通过“寄籍”(注:类似于现在“异地高考”)的方式求取功名途。“国朝初年西延尚不准考,有志上达者往往寄籍邻县登仕,版如临桂之唐世梁(西延大埠头人)由举人仕至道,灌阳之莫应斌(西延沈滩人)由举人选知县,永福之蒋秀芳(西延小洞人),兴安之罗国宜(西延补里人)皆由武举官提塘。”直至清雍正四年,由于资源本地士人不断请呈示愿和在各方面的出色表现,后来依旧设定了一定数量的生员,《西延轶志·学校》中对此记载提到“抚军即檄令州牧收考,忌者之,援旧例设生员二名。”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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